課程觀察隨記-關於賞罰教育

阿普蛙合作夥伴-力群

最近擔任了兩次阿普蛙的助教，課程主題為「桌遊如何應用於教學」，一次在基隆高中，一次在嘉義的創新學院。讓我感到十分有興趣的有兩點。首先，我最一開始以為勇者測驗僅限於幫助議想世界的進行(分組)，但事實上它還有(至少)兩個重要的用途：第一，它讓老師們可以理解到每個學生會具有不同的學習方式與個性，因此在教導上需要因才適用。第二，它同時代表著不同的思考模式，藉由著四種取向的思考方式，有助於幫助我們走出憂鬱的情緒或偏見。

不過整體來說，最讓我感到有趣的是「去獎懲化」的議題。在議想世界當中，我們討論了兩個相似的問題：「賞罰教育是否必要」、「使用獎懲制度管理學生是否具有正當性」。事實上，這兩個問題背後都試圖要帶出一個「被討厭的勇氣」一書中要討論的重要問題：「去獎懲化」的教育方式是否可取。

但奇怪的是，在討論的過程中，這個問題幾乎被嚴重地忽略了，為什麼呢？

我整理出兩個問題：首先，「定義問題」。什麼是「教育」？對於某些老師來說，只要學生會害怕處罰，這也算是一種教育；但對於有些老師來說，學生可以真正理解處罰的目的才算是真的教育。什麼算是「必要」？對有些人來說，只要(獎懲)手段在某一些情況當中是必要的，就算是必要；但對於另外一些人來說，如果只是在某一些情況當中是必要的，換句話說這個手段就是不必要的。什麼算是「制度」？如果只是一些臨時所做出的行動，並不是依據任何的法規，就不算是制度嗎？那麼老師藉由著這些手段所造就的秩序能算是制度的一部分嗎？

再來就是，幾乎沒有老師認為「去獎懲化」的教育方式是可取的。這源於老師對於獎懲的認知就是「給予好處與壞處」。如果不使用「獎」那倒是還有可能，要是沒有給予「罰」，那要怎麼管理學生？學生要是亂跑或打人怎麼辦？好言相勸沒有辦法在短時間達成這些任務，那麼師生的安全、上課與團體活動的秩序等問題又該如何處置？

以上兩個問題加起來，老師們最後會把戰場放在題目中有些詞的定義，而不是「獎懲手段正當性」這個問題本身。為什麼呢？因為對於老師們普遍認為獎懲手段是必要的，那麼反方(反對獎懲者)最後只能把支持的理由建立某種類型的獎懲方式是否正當(例如支持獎懲，但是不支持獎懲制度)。那麼題目到底是討論哪個問題就變得十分重要，而決定題目是討論哪個問題則需要去判斷題目中的詞的定義。可是這麼一來，阿普蛙講師(尤其是健毅)期待的討論則會落空。

在這些題目當中，阿普蛙最希望可以讓講師在辯論中理解到「獎懲手段」會對學生產生威權統治式的管理方式，不但讓學生沒有真正理解到事情的對錯，同時也會讓師生之間產生「上對下的關係」(也就是「被討厭的勇氣」當中所說的縱向關係)，而這是不健康的人際關係(即便很多的老師認為這是理所當然的)。

這個問題要怎麼解決呢？我個人有想出兩個方案：

一：單純詢問獎勵是否是教育學生時需要的。
這個說法是因為處罰機制為了管理學生似乎是必要的，但相對地獎勵就不會具有那麼高的必要性。如此一來，老師們就比較有可能會理解到獎勵所形成的引導模式未必可以真正教育學生對錯，反而有可能因此形成錯誤的價值觀。

然而，這種做法很可能造成誤導：老師們認為真正討論的重點是處罰跟獎勵之間誰比較可取，但這不是重點。並且，處罰所造成的壓迫很可能比獎勵所造成的無形傷害要嚴重，在這個主題中則可能忽略了這個問題。

二：開門見山，詢問是否應該使用建議、諮商的教育方式取代以賞罰作為誘導的作法。另外可以補充說明，如果擔心學生管理的不便利，可以用「保護(師生)」這個概念取代「處罰」，並進一步說明兩者之間的不同。

這個手段會花費較多的時間在解釋，有可能會拖慢整個遊戲的節奏，某種程度也會限縮辯論的空間。但如果以是否可以向老師們傳達更好的教育方式而言，這自然是最直接的手段。除此之外，老師們一直會擔心「去獎懲化」的教育無法管控學生的問題，在這個方式當中可以直接免除，因為「保護」跟「處罰」的差異有事先被凸顯：「保護」是單純避免學校師生遭受到任何的傷害與壓迫，因此除了避免傷害與壓迫，則不會對學生造成任何限制；但「處罰」本身則是藉由傷害與壓迫來試圖限制學生的舉動，而這樣的舉動則本身很可能是帶有自身價值觀強加於學生身上的可能性(例如將學生)。

總體上來說，我個人比較偏好第二種做法，因為我覺得原案跟第一種作法並不容易討論到「獎懲教育」的核心議題，而即便時間上佔據比較大的解說空間，我認為這仍然是十分值得的。我們需要的是這個社會的下一代擁有反思社會現狀的能力，獎懲教育對此則是則容易導致壓抑(不願接受者)與服從(願接受者)，那麼社會的對立就只是加深，而非化解、包容或妥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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